苏俄也因内政外交上的需要，给了中国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中苏两党、两国经历了一个将近10年的友好合作时期。

但是，1958年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裂痕。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到了1969年春夏，在中苏边界珠宝岛等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

从1965年到1982年，在10多年时间内，中苏之间人员的来往全部中断。

双边的业务交往只限于一丁点儿贸易和每周各自开一班飞机和一趟列车，两国关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982年11月10日，前苏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猝然去世。

中国派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骅作为“特使”参加其葬礼。

在中苏间人员往来断绝了十七八年的情况下，这个“大举动”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伟人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另外，在安德罗波夫上任后不久，就一反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拔高性提法。把苏俄的发展阶段只定位在“发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上。

这位新任总书记也许预感到来日已不多，便大刀阔斧地对内、对外推行“新政”。

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罗波夫“出师未捷身先死”，于1984年2月9日病逝于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三个多月时间。

接任的契尔年科一年后也疾终于“位”上。中国政府又分别派出领导人参加二人的葬礼。

对此。有人称为第二次、第三次对苏“葬礼外交”。

第一次对苏“葬礼外交”使中苏关系的“坚冰”得以打破。

而后面两次“葬礼外交”则是其延伸。接二连三的“葬礼外交”，使双方接触、交流的级别与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1984年、1985年。中苏两国第一副总理实现了间隔了20多年的互访。

1967年因中苏交恶而撤回大使，期间设临时代办。

一直到1978年，两国才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曾经中国人称苏俄人为老大哥，后来。太祖在世的时候，定义为苏修。

可以说，在中苏关系陷入冰点的那几年，苏俄人都不敢走出大使馆的大门，害怕会被愤怒的中国人砸成齑粉。

位于京城东北二环路拐角处的苏俄驻华大使馆，1956年开始建设。

占地面积16.5公顷，约250亩地。是当时乃至现在北京占地面积最大的外国驻华大使馆。

中国人民是宽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忘却了两国之间的那些不快。

此时的大使馆，已经成为一处旅游景点。当然，只能远观而不让进去。

太阳把里面的花草树木都晒得直打卷，连蝉都懒得叫一声，秋日的大使馆显得很是静谧。

这时，一辆炎黄轿车疾驰而至，普西金从里面出来，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我是普西金！”他冲要离开的轿车挥挥手，对站岗的武警说：“帮我联系下武官谢尔盖耶夫。”

在中国人的眼里，白种人好像都长得差不多。

这些武警每天都见到形形色色的苏俄人，感觉好像没有区别。

他在门口打了个电话，没过多久，一位个子高高的苏俄人神色惶急地走了出来。

“弗拉基米尔，”他冲武警点点头，语速又快又急：“你终于出现了，怎么跑到京城来了？”

“说来话长，”普西金苦笑着摇摇头：“到你办公室吧。”

“什么？”谢尔盖耶夫听完他的讲述，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弗拉基米尔，看来你得马上和国内联系。”

说着，他伸手拨起了桌子上的一部电话，接通得比较慢。

“他奶奶的，”谢尔盖耶夫烦躁地骂着：“这群猪猡，我们在外面工作，他们接个电话都磨磨蹭蹭的。”

“不着急，”普西金在来的路上，把来中国的原因梳理得清清楚楚，这时显得分外镇静：“比我们那边早了五个小时呢。”

“那也该上班了啊？”谢尔盖耶夫神色一变，赶紧对着电话说：“普西金同志来了，切布里科夫先生。”

“他要和你说话。”他做了个口型，把电话递了过来。

“维克托，让你担心了。”普西金叹了一口气：“对不起，事先没有向你汇报，是因为我没有把握。”

接着，他把对山姆的经济行动说成是自己的主导。

其他的描述，与巫山起先说的差不多。

“你大概需要多少资金？”电话那边，切布里科夫沉吟良久。

对于一个克格勃的真诚，苏俄的特务头子没有半分怀疑。

如果普西金敢把这笔钱拿到山姆并且去投诚，估计整个克格勃组织都要疯了，会发狂地追杀。

每一个高层，他们的经历都会放到显微镜下面，他在脑袋里过了一遍，觉得自己这个得力的部下没有任何理由背叛国家。

“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普西金略微迟疑，还是斩钉截铁地说。

“我尽力，”克格勃投头子显然还有其他人员在山姆：“到了那边，你应该就能拥有一笔钱的使用权。”

普西金放下电话，觉得手心里全是汗水。